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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三个阶段、影响及启示

一、文化大革命的三大阶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过程,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中央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清、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清一伙陷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清、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揪叛徒的活动,“革命大批判”活动,清理阶级队伍,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

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清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下为第一阶段图片文字解说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释:
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由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后经毛泽东的秘书誊清,毛泽东再加上标题,并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后加上引号。八月七日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到会者。
②“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③“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fǎn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革命师生徒步串联介绍信
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
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向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外围”学生,大串联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文革大串联:一分钱不花走遍全国!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清一伙陷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清、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揪叛徒的活动,“革命大批判”活动,清理阶级队伍,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

 

第二阶段

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fǎn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fǎn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品质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清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了江清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继承了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选了党中央副主席。江清、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使江清fǎn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下为第二阶段图片文字解说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第三阶段

从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清、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清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江清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清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接着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各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fǎn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fǎn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四人帮”伪造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清fǎn革命集团,从根本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下为第三阶段图片文字解说

邓小平(1904~1997)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时任国务院总理。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所有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资源,例如文革中的红卫兵大串联就给铁路系统带来了很大压力。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进一步拉大。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不计其数。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文化界知名人物 文革对文化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作家、演员、运动员等都遭受了肉体的和精神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是“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打击面太广,至今仍无法统计出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人数。

对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被取消,高考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令当时的考生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是最低的。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人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的对待,财产被没收。当时的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教育,给一代人甚至数代人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负面心理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文革中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国家处于混乱状态,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乃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害。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研究工作因而停顿。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则是直接对准中国文化中影响最深的儒家文化。

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也有人永远留在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也部分的改变中国农村和城市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知识青年下乡务农,对中国的教育资源,人力资源也是一重巨大的浪费。

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也在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香港在文革期间多次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武装暴动。在西方国家,毛泽东的信奉者也很多,法国1967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日本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冲击防暴警察;澳大利亚学生自制红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不满现状的人使用。

三、文化大革命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启示

社会应从“人治”走向“法制”,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文革期间,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律,法律不再具有权威性,对公民、对每个人不再具有保障的作用。由于法律的作用和地位受到动摇,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严重践踏,因而更谈不上权利。文革中,在法制和人治的交锋中,人治占了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要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能搞个人崇拜,绝对的权力导致腐败,必须树立领导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当时毛泽东集所有权力于一身,而这些正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他一个人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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